首先，从它的现实意义来看，比较文化学与全球化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实，它的发展必然会有文化的差异性与 同一性的进一步交流。从全球化的特性来说，它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从文化的总体性来研究文化，为比较文化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这是全球化与比较文化关系的本质关联。阿里夫·德里克等人论述全球化时，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那段关于“世界文学”的名言，这是比较文学学者最熟悉不过的了。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化学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学科，因为它直接承担着对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这也就使得它面对一系列不同的理论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1）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的文化冲突论（如亨廷顿等）。

　　 2）不同文化可以达到一体化的文化一体融合论。

　　 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论均不能反映世界民族文化间关系的真谛：不同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之间从古至今都处于一种辩证联系中。这种辩证联系并不否认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差异，但文化差异并非必然产生文化冲突，冲突不是命定的与永恒的。同时文化之间也存在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并不会导致绝对的文化融合，更不会因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而产生文化一体化或文学一体化。笔者认为：多元文化时代异类文化文学间是通过交往实现结构的同化与异化，从而实现民族文化文学对于自身传统的认证（identity）和通变（transition），和对异类文化的逾越（transgressions）与融会，达到多元文化间互动互补的辩证关系。

　　 比较文化的产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的。19世纪以来，“比较主义”学科的兴起是现代世界各国之间的统一发展和联系的需要所激发的。世界是一个整体的观念要求有各国文化间的比较研究，逾越文学文化的自我中心观，从差别和同一的辩证关系中来认识这种统一性。所以从根本上说，是思维方式的变化促进了文学研究方法的改型。这就说明，比较既是思维方法，也是研究方法，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特别是不能轻视比较方法。否则我们无法面对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比较方法早已是最常见的方法，却在19世纪才形成了比较文化等学科。惟一解释是社会思维方式的变化，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才产生了比较文化及其他比较学科。

　　 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比较文化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与其他学科中的一般性的比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于科学研究中比较到处存在而否定比较文化是没有道理的。在比较文化中，比较作为思维方式，已经不是普通的方法意义。如果说，因为每一门学科都用比较就不必再有比较文化，就如同说每一个人都处在运动之中就没有必要再有体育运动、运动员，已经发明了眼镜就不必再有天文望远镜，每个人都在说话就没有必要有语言学一样。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厨房，可以自己烹饪，为什么到处都有饭店餐馆和厨师呢？比较方法在其他研究方式中只是常用的研究手段，正像日常生活中家庭的厨房，而比较文化的研究则成为了饭店中的烹饪。后者与前者不同，它是专业的操作，有独特的规则与操作，必然有家庭厨房所没有的品位，走向世界的各国烹饪名菜往往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两者不可能互相取代，因为有家庭厨房而主张取消饭店十分可笑，因为研究用比较而取消比较文化同样可笑。

　　 当代西方重要理论家们已经意识到：他人与主体之间是异质的。因此存在着“冲突’与“对话”的相反可能性。当代比较流行的一些观点如萨特存在主义的“他人即地狱”、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后殖民东方理论等表达了两者间的对立方面，而巴赫金的对话论、哈贝马斯的交流论则是两者协调方面的表现。

　　 笔者认为：以上理论虽然性质不同，但都不足以说明多元文化时代主体与他人理论的辩证关系。原因在于，以上理论虽然已经承认他人的存在，但仍然是在用从黑格尔以来的自我意识为中心的单一主体观来建构自己的理论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对自我意识与他人的关系做了单一主体观念的最明白论述。黑格尔在这本书中把自我意识外化为“对立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最初是单纯的自为存在，通过排斥一切对方于自身之外而与自己相等同；它的本质和绝对的对象对它来说是自我……对方在它看来是非本质的、带有否定的性格作为标志的对象。但对方也是一个自我意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个人与一个个人相对立的局面”。黑格尔建立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主人与奴隶”关系。虽然他也承认奴隶也有自我意识，但只是与物相关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只承认了主人的自我意识为惟一的、本质的自我意识。他人――奴隶的自我意识是无意义的。西方理性中心与自我意识的中心是一致的，在这种语境中，自我意识永远是主人，而他人只能处于奴隶的地位。这就不可能实现多元文化中的主体意识重建。

　　 全球化语境和多元文化时代的主体意识应当以承认他人的主体地位为前提，他人与自我都是文化主体，这是真正的人类意识，而且自我与他人都有独立的主体意识。承认他人的主体意识就意味着承认多元主体。主体不是一个，每一个民族都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立主体意识，文化无优劣之分，文化主体之间是平等的。这就是我们不仅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同时也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中心主义。其实人类从距今1万年前后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东西方各民族的交流就没有中断过，民族主义观念在这期间也不断表现出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东西方大规模文化交流使得异质文化间的融合与冲突并存。西方中心主义的膨胀只是近代的现象，当我们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未可断言东方中心观就不存在。赛义德的《东方学》等著作固然对于后殖民论是一个反击，但更重要的是从自我中心的认识论角度来批判它，这是治本之策。因为我们自己不用一种自我中心论来反对另一种自我中心，也不需要以重建东方的新儒学或其他宗教以与西方对抗，制造歌德所说的“圣洁的东方”以证实西方的没落。我们需要的是自我与他人共存，自我与他人共同的发展。海德格尔说：“在同一个世界中与他人共存”（to be with others,within the world），这是存在主义真正现实的存在，而不是萨特在戏剧《间隔》中所表现的那个主题：与他人共处于一个地狱中。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人的。